凌晨两点零七分，县妇保院突然拉闸。
走廊顶灯“滋啦”一声熄灭，像有人把世界按进一口黑锅。
备用柴油机在地下室咳嗽，震得楼梯扶手嗡嗡作响。
风从破掉的玻璃窗灌进来，卷起雪花，落在我的背上——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冷，也是后来所有寒冷的预演。
护士把我倒拎在半空。
她手心全是汗，腕带在她指尖滑落，像一条被剪断的脐带，轻飘飘地掉进垃圾桶。
“左边那床要的是女孩，给她就行。”
声音短促，像菜市场里随手调换的两颗白菜。
于是，我被塞进另一对父母的怀里，带着不属于我的名字和命运。
那对夫妇原本想要男孩。
他们提前想好的名字是“耀祖”，结果抱回去一个女儿。
男人坐在走廊尽头抽烟，烟灰落在军大衣的褶皱里，像下了一场无声的雪。
女人抱着我，目光穿过对面墙上“禁止喧哗”的蓝色标牌，望向很远的地方。
半晌，她轻声说：“叫多余吧。”
于是，我的户口页上就多了一行小字：姓名——多余。
曾用名：空白。
三天后，我的亲生父母抱着另一个孩子出院。
他们给那个孩子取名“如愿”。
如愿穿着我本该穿的小熊连体衣，裹着我本该裹的蓝色抱被，在相机镜头前笑得牙床粉红。
同一天，我被裹在一条褪色的红毛毯里，被养母抱上一辆旧三轮车。
毛毯太薄，挡不住风，我哭了两声就被灌进嘴里的雪呛住。
养母拍拍我：“别哭，省点力气，回家还得自己睡纸箱。”
纸箱原本是装洗衣机的。
它西壁印着“小天鹅”商标，倒扣过来，就是我的第一张床。
夜里，老鼠从纸箱缝隙探头，鼻尖碰了碰我的耳垂，又缩回去。
月光从瓦缝漏进来，像一条银色的绷带，把我缠进一个并不属于我的摇篮曲。
满月那天，养父第一次抱我。
他喝得满脸通红，酒气喷在我脸上：“你要是带把儿的，老子就能挺首腰了。”
说完，他把我高高举起，像举起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。
我吓得大哭，哭声在低矮的平房里来回撞墙，又被窗外更大的风声吞没。
其实，我左脚踝有一块淡粉色的胎记，形状像蝴蝶。
养母说那是“不祥”，用烧红的锅底烫过，想把它烙掉。
皮肉“滋啦”一声冒白烟，我哭得嗓音劈裂。
后来胎记没掉，反而留下更深的疤，像一枚被火漆封死的印戳。
很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这块胎记原本可以帮我找回亲生父母。
但那时，它只是一块永远被长裤遮住的痛。
一岁那年冬天，养父在砖厂摔断三根肋骨。
老板赔了三千块钱，养母用这钱给弟弟买了第一罐进口奶粉。
我趴在门槛上，看他们围着那个粉白相间的铁罐，像围着圣火。
没有人注意到我冻得通红的手指，正把地上的奶粉渣一粒一粒捡起来，放进嘴里。
两岁生日，我收到的礼物是一只空易拉罐。
弟弟把它踢到我脚边，铝壳“当啷”一声，滚进雪水。
我弯腰去捡，听见头顶有人叹气：“这丫头怎么还不懂事。”
我把易拉罐抱在怀里，冰凉贴住胸口，像一颗被冻住的心。
三岁那年，我开始学说话。
第一个词是“冷”。
第二个词是“疼”。
第三个词是“走”。
没有人教我“妈妈”，因为叫了也无人应答。
西岁，我会自己搬板凳去灶台前热稀饭。
稀饭太烫，泼到手上，瞬间鼓起水泡。
我哭着去找养母，她正给弟弟擦屁股，头也不抬：“别娇气，烫不死。”
我把水泡咬破，吸进嘴里，血是咸的，眼泪是苦的。
五岁那年，我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听到“抱错”两个字。
邻居老太太坐在门口剥蒜，指着我小声说：“听说这丫头是医院抱错的，命硬，克爹娘。”
我蹲在地上玩泥巴，假装没听见，却把泥巴搓成小人，再一个个捏碎。
那天夜里，我梦见一只巨大的手从天上伸下来，把我拎回医院走廊。
我在梦里喊：“放我回去！
我不是这家的人！”
醒来时，纸箱被雪水泡塌，我半截身子浸在冰水里。
六岁生日，我偷偷跑到县医院旧楼。
铁门上了锁，我从门缝往里看，走廊尽头黑洞洞的，像一张没有底片的相机。
我对着黑暗小声说：“你们把我放错地方了。”
风掠过，卷起一张褪色的健康宣传海报，上面印着一行模糊的红字：“每个生命都是礼物。”
我伸手去够，海报却碎成纸屑，从我指缝里溜走。
七岁，我学会写自己的名字。
“多余”两个字歪歪扭扭，像两条被踩断的树枝。
老师皱着眉：“怎么叫这个？”
我笑笑，没说出口：“因为我不属于任何地方，所以叫多余。”
八岁，我开始长个子，旧裤子吊在脚踝上。
养母把弟弟穿剩的裤子改给我，裤脚缝得参差不齐，像锯齿。
我穿着那条锯齿裤，在操场上跑，摔了一跤，膝盖磨出血。
血滴在雪地上，像一串小小的省略号。
我盯着它们，忽然明白：原来我的人生，从一开始就是一段被省略的故事。
走廊顶灯“滋啦”一声熄灭，像有人把世界按进一口黑锅。
备用柴油机在地下室咳嗽，震得楼梯扶手嗡嗡作响。
风从破掉的玻璃窗灌进来，卷起雪花，落在我的背上——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冷，也是后来所有寒冷的预演。
护士把我倒拎在半空。
她手心全是汗，腕带在她指尖滑落，像一条被剪断的脐带，轻飘飘地掉进垃圾桶。
“左边那床要的是女孩，给她就行。”
声音短促，像菜市场里随手调换的两颗白菜。
于是，我被塞进另一对父母的怀里，带着不属于我的名字和命运。
那对夫妇原本想要男孩。
他们提前想好的名字是“耀祖”，结果抱回去一个女儿。
男人坐在走廊尽头抽烟，烟灰落在军大衣的褶皱里，像下了一场无声的雪。
女人抱着我，目光穿过对面墙上“禁止喧哗”的蓝色标牌，望向很远的地方。
半晌，她轻声说：“叫多余吧。”
于是，我的户口页上就多了一行小字：姓名——多余。
曾用名：空白。
三天后，我的亲生父母抱着另一个孩子出院。
他们给那个孩子取名“如愿”。
如愿穿着我本该穿的小熊连体衣，裹着我本该裹的蓝色抱被，在相机镜头前笑得牙床粉红。
同一天，我被裹在一条褪色的红毛毯里，被养母抱上一辆旧三轮车。
毛毯太薄，挡不住风，我哭了两声就被灌进嘴里的雪呛住。
养母拍拍我：“别哭，省点力气，回家还得自己睡纸箱。”
纸箱原本是装洗衣机的。
它西壁印着“小天鹅”商标，倒扣过来，就是我的第一张床。
夜里，老鼠从纸箱缝隙探头，鼻尖碰了碰我的耳垂，又缩回去。
月光从瓦缝漏进来，像一条银色的绷带，把我缠进一个并不属于我的摇篮曲。
满月那天，养父第一次抱我。
他喝得满脸通红，酒气喷在我脸上：“你要是带把儿的，老子就能挺首腰了。”
说完，他把我高高举起，像举起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。
我吓得大哭，哭声在低矮的平房里来回撞墙，又被窗外更大的风声吞没。
其实，我左脚踝有一块淡粉色的胎记，形状像蝴蝶。
养母说那是“不祥”，用烧红的锅底烫过，想把它烙掉。
皮肉“滋啦”一声冒白烟，我哭得嗓音劈裂。
后来胎记没掉，反而留下更深的疤，像一枚被火漆封死的印戳。
很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这块胎记原本可以帮我找回亲生父母。
但那时，它只是一块永远被长裤遮住的痛。
一岁那年冬天，养父在砖厂摔断三根肋骨。
老板赔了三千块钱，养母用这钱给弟弟买了第一罐进口奶粉。
我趴在门槛上，看他们围着那个粉白相间的铁罐，像围着圣火。
没有人注意到我冻得通红的手指，正把地上的奶粉渣一粒一粒捡起来，放进嘴里。
两岁生日，我收到的礼物是一只空易拉罐。
弟弟把它踢到我脚边，铝壳“当啷”一声，滚进雪水。
我弯腰去捡，听见头顶有人叹气：“这丫头怎么还不懂事。”
我把易拉罐抱在怀里，冰凉贴住胸口，像一颗被冻住的心。
三岁那年，我开始学说话。
第一个词是“冷”。
第二个词是“疼”。
第三个词是“走”。
没有人教我“妈妈”，因为叫了也无人应答。
西岁，我会自己搬板凳去灶台前热稀饭。
稀饭太烫，泼到手上，瞬间鼓起水泡。
我哭着去找养母，她正给弟弟擦屁股，头也不抬：“别娇气，烫不死。”
我把水泡咬破，吸进嘴里，血是咸的，眼泪是苦的。
五岁那年，我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听到“抱错”两个字。
邻居老太太坐在门口剥蒜，指着我小声说：“听说这丫头是医院抱错的，命硬，克爹娘。”
我蹲在地上玩泥巴，假装没听见，却把泥巴搓成小人，再一个个捏碎。
那天夜里，我梦见一只巨大的手从天上伸下来，把我拎回医院走廊。
我在梦里喊：“放我回去！
我不是这家的人！”
醒来时，纸箱被雪水泡塌，我半截身子浸在冰水里。
六岁生日，我偷偷跑到县医院旧楼。
铁门上了锁，我从门缝往里看，走廊尽头黑洞洞的，像一张没有底片的相机。
我对着黑暗小声说：“你们把我放错地方了。”
风掠过，卷起一张褪色的健康宣传海报，上面印着一行模糊的红字：“每个生命都是礼物。”
我伸手去够，海报却碎成纸屑，从我指缝里溜走。
七岁，我学会写自己的名字。
“多余”两个字歪歪扭扭，像两条被踩断的树枝。
老师皱着眉：“怎么叫这个？”
我笑笑，没说出口：“因为我不属于任何地方，所以叫多余。”
八岁，我开始长个子，旧裤子吊在脚踝上。
养母把弟弟穿剩的裤子改给我，裤脚缝得参差不齐，像锯齿。
我穿着那条锯齿裤，在操场上跑，摔了一跤，膝盖磨出血。
血滴在雪地上，像一串小小的省略号。
我盯着它们，忽然明白：原来我的人生，从一开始就是一段被省略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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